为公共出借权制度敲边鼓

为公共出借权制度敲边鼓

出版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解谜,还有很多事情要探索,所以我们有了出版侦查课。

今年(二〇一三年)文化部办了两次图书馆「公共出借权」的研讨会。一次在台北国际书展时,一次则是配合年度的出版年鉴,作为行业议题而办。看起来龙部长颇有心想要促成这个起源于英国,发展于欧、澳等三十几个文化先进国的政策(亚洲至今尚未有任何国家採行这个制度)。

「公共出借权」的基本概念,是为了要回报作者。过去图书馆採购一本书,银货两讫以后,这本书接下来在馆内被借了几次,被多少人读过,就跟作家或出版社再也没关係了。

但书借出次数越多,理论上对书籍潜在的销售机会越有影响,就算我们不考虑商业价值,一本书借出一次,代表作者的思想在这个社会扩散了一次。这个社会获得作者多一次的知识或艺术洗礼,却没有给予对等的回报,认真说来算是一种亏欠。

「公共出借权」是对这种亏欠的补偿。我们让图书馆里面的书,每借出一次,就补贴某个金额给作家或出版社。以英国为例,图书每借出一次,就补贴作家约二点八元新台币;若在澳洲,这个补偿是由出版社和作者拆帐的。公共出借权(Public Lending Right)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,现在全世界大约有三十几个国家推行。

这实在是个很棒的政策方向,值得在此大敲边鼓。制度的好处对作者更公平,这一点固然不用说。即使对图书馆本身,也不见得是毫无意义的。例如现在台湾图书馆採购电子书的模式为例,一次採购要先决定购买几个出借授权,这意思就是,如果买了两个授权,这本书同一时间只能借给两个人,第三个要借,只能排队。在纸本世界,这是正常作法,库存只有两本的时候,当然不可能有第三本书跑出来出借。但在电子书世界,这种模式就近乎可笑了。

明明你的电子书库里,那本书的档案还在嘛。档案还在,却要假装不在,说都借出去了,请排队。这幺可笑的事情会发生,原因是我们直接把有形的纸本书的游戏规则,毫不考虑地照搬到数位世界才导致的。

公共出借权正好是这种问题的最佳解答,不用再烦恼你採购几个出借授权了,只要买一本书,以后借几次算几次的钱,大家都省事。

所以公共出借权一方面可以鼓励创作,回报用心在这个社会留下思想结晶的作者;另一方面在数位时代,又能解决「出借授权数」这种纸本的魔咒,让电子图书馆脱离纸本逻辑,有档案就可出借,不必被授权数绑住手脚。

但在我接触的图书馆界朋友里,普遍对公共出借权制度都有疑虑。

其中最核心的关键,挑明说就是经费。如果出借权还要让图书馆额外再付钱,百分之百的图书馆都会反对。今年举办的两次公共出借权论坛,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,只要是图馆人发言,赞成公借权的前提,一定是「相关经费由中央负担」。

一个立意良善,在先进国家行之有年的制度,如果因为预算排挤效应而无法推动,这实在太可惜了。

所以我觉得应该找个方法在文化部政策、图书馆圈、作者和出版者之间,找到最大的交集,降低反对疑虑,并且让文化部保有政策推行的主动权。

有这种方法吗?答案是有的。办法很简单,由文化部成立一个跨馆际统一的「公共出借权补偿金核算中心」,负责所有作者资讯登录、借阅总计、拆帐、拨款等行政作业,当然拨款的预算也就必须着落在文化部身上。而全国的图书馆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,就是每年回报馆藏出借的统计数字。这样就够了。

图书馆不需要为公共出借权而增加开支,或者要新增系统,同时还要处理拨款事宜,这些都不需要图书馆处理,也不需占用图书馆现有的预算。

真的可以这样吗?其实国际上早有先例。英国最早的图书出借核算组织本来就是隶属文化部管辖,到明年才会改隶大英图书馆,归由图书馆部门运作。因为出借权核算需要的只是资讯,什幺书?一年借出去几次?这样而已。

文化部可以透过自己的政策理念,决定拨款的计算公式,例如,本土作者占整个拨款预算八十%或甚至百分之百。用这个制度来鼓励本土创作。现在台湾不只文学创作者不足,非文学创作者,不管是科普、历史、商管、资讯类更是稀少。利用拨款的计算公式,文化部可以在政策上设定优先鼓励的方向。

总之,面临数位出版时代的冲击,台湾在文创产业上应该要有更积极的作为,过去台湾累积太多引进外国着作的经验,是时候提出有诱因的政策,来鼓励本土原创作者了。

图书馆圈还有一个忧虑,是依照借阅经验显示,最大数量的借阅书种,还是出现在言情、漫画、奇幻、推理等类型作品上,而且通常书市上畅销的书,在图书馆借阅率也会高。如果我们想透过公借制度鼓励弱势作家,到最后可能热门的还是热门,大部分的资源还是由原本就是书市常胜军的作者所享有。

这有几个方向可以辨析。一是如果市场的需求殷切,迟早高品质的作品就会出现。武侠市场发展了几十年,最后出现金庸;言情市场广大,琼瑶和后继者就会现身;哈利波特问世的背景,来自西方世界上百年的奇幻科幻传统;类型不能限制作品的艺术成就,也不应该成为价值判断的依据。

而且大部分经典型的着作,即使在新书时期无法成为畅销书,但因为着作的性质,生命週期通常比热门书长得多,所以经典书把整个生命周期的长尾加总起来,未必真的会处于绝对劣势。

此外文化部也可以透过拨款公式的调整,把畅销类型的拨款比例限制在某个特定範围内,这样等于让冷门着作,多了一层计算上的优势。如果政策希望降低赢家通吃现象,,也可以设定当年书市畅销前一百大,在公借权计算里面,都要乘以二分之一的负向加权。

国外亚马逊书店事实上用自家公司一人之力,就办成了私营的公共出借权计画,现在参与亚马逊借书计画的作者,每年都会从出借数字中,获得由亚马逊拨付的出借收益。台湾用公部门的力量,理论上应该做得更周全才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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